古代人如何养生？古代房中术养生四大真要

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。中国古代对男女两性生活十分重视，不仅将性生活看得与饮食一样重要，而且把它与养生保健密切联系起来。古代称性生活为房室生活，简称房事，又叫入房和行房，亦种房中、房帏或隐曲之事。古人认为“房中之事，能杀人，能生人，故知能用者，可以养生，不能用者，立可致死。”意即性生活有二重性，即可以用来补益人体，也可能导致损伤健康，甚至折寿短命。人们要想多得补益，避免损伤，其关键在于掌握房中术，也就是掌握男女交合的原则和方法，做到合理地安排房室生活。

我国古代对房中养生有比较科学而系统的论述，概括起来，主要有以下几点:

第一、认为房室生活是人们所必需的。

早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《十问》中就说过:“竣气宛闭，百脉生疾”。意谓阴阳不相交合，造成精道闭塞不通，必然产生各种疾病。竹简《合阴阳》说，房室生活能使全身气血流，能做到“中府受输而盈”，也就是使五脏六腑均受到补益。晋代医学家葛洪亦曾写道:“人复不可都绝阴阳，阴阳不交，则坐壅阏之病，故幽闭怨旷，多病而不寿。”意思是说，健康的成年男女如果禁绝性生活，非但于身体无益，反而会导致种种疾病，甚至会影响人的寿命。唐代名医孙思邈说得更明确:“男不可无女，女不可无男，无女则意动，意动则神劳，神劳则损寿……强抑郁闭之，难持易失，使人漏精尿浊，以致鬼交之病。损一而当百也”。孙氏的话很有道理，非常值得重视。凡健康的成年男女，必须有正常的性生活，如果勉强抑制则非但无益，反而会导致气血阻滞，梦遗鬼交，漏精尿浊及其他各种疾病，所造成的损害将更加严重。

古代文献曾经谈到，有不少疾病是因为缺少性生活而引起的。据《史记。仓公传》所述，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，不时发寒发热，月经也很混乱。淳于意诊断说:“此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。”意即韩女的病是因为性生活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。元代李鹏飞在《三元延寿参赞书》中亦曾谈到，有个富家子弟叫唐靖，因阴部生疮而溃烂不已，道人周守真诊断说:“病得之欲泄而不得泄”。此言唐靖由于长期抑制性欲，致使精道郁闭而生阴部溃烂之疾。清代诗人袁枚在所著《小仓山房文集》里，曾为当时的名医徐灵胎立传。该传谈到商人汪令闻因长期不过性生活而得病，延请徐灵胎先生诊之。徐氏诊断后并不开处药方，只劝说汪令闻回家与妻子同寝而愈。书中写首:“商人汪令闻，十年不御内，忽气喘头汗，彻夜不眠。(徐灵胎)先生曰:此阳亢也，服参过多之故。命与妇人一交而愈。”由此可知，房室生活不得可以密切夫妻感情，给家庭带来和睦与幸福，而且还能预防某些疾病，促进双方的身心健康。因此，古人一再指出，性生活是成年健康人的正常需要。

第二、房室生活必须有节制。

古人认为，房室生活适度则有益，而房欲太过则招灾致病，因此再三强调，房事必须有所节制。《黄帝内经》反对强力入房和醉酒入房，并且指出，如果“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”，势必弄得“半百而衰”。唐代医家孙思邈认为，放纵情欲必然导致早衰和短命，尤其反对“兼饵补药，倍力行房”，否则弄得“精髓枯竭”，就将自食其恶果，甚至“推向死近”，因此年青年人“极须慎之”。元代李鹏飞在《三元延寿参赞书》中，专门写下一篇《欲不可纵》，详尽地描述了极情纵欲的危害性。认为房事过多过滥，就会使真元耗散，髓脑枯竭，肾虚阳痿，耳聋目盲，肌肉消瘦，齿发摇落。还有消渴病(糖尿病)及各种虚损病，也大多与房劳捐伤有关。更有严重者，弄得命同朝露，英年早逝。其危害之大，亦不可轻忽。

孙思邈和李鹏飞的看法很对，试看那些美女盈后宫的封建帝王，他们整天沉溺酒色，淫逸无度，结果一个个成了英年早逝的短命鬼。笔者曾对东汉帝王的寿命作过统计，在东汉的十三个帝王中，除了四个幼年丧命的殇子不计以外，在其他九个成年皇帝中，只有光武帝刘秀活了六十三岁，献帝刘协活了五十四岁，明帝刘庄活了四十八岁，余下的六个皇帝都死得很早。如章帝刘da三十一岁，和帝刘肇二十六岁，安帝刘祜三十一岁，顺帝刘保三十二岁，桓帝刘志三十六岁，灵帝刘宏三十四岁。他们早死的原因当然很多，但最主要的是由于他们放纵情欲，生活腐化糜烂所致。

第三、性生活必须感情高度和谐统一。

古人已经认识到，性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，男女双方的情投意合很重要。早在马王堆汉墓竹简《天下至道谈》中就指出:“先戏两乐，交欲为之，曰智(知)时。”意思是说，男女在交合之前，先应互相嬉戏娱乐，彼此密切感情，要等到双方都产生了强烈的性欲时再行交合，这就叫“知时”，即掌握了适宜的交合时机。竹简又指出:“不欲强之，曰绝”。意即在一方不乐意，另一方不能强行交合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是指女方不乐意，而男方强行交合，这样做非常有害，不仅危害女方身心健康，而且对优生优育也很不利。因此，强行交合被称为“绝”犹言陷入绝境。

《洞玄之》在叙述交合方法时，头一条即为“叙绸缪”，“申缱绻”，就是讲的夫妻在交合之前彼此密切感情的过程。进而指出:“凡初交合之时，男坐女左，女坐男右，乃男箕坐，抱女于怀中，于是勒纤腰，抚玉体，申燕婉，叙绸绸缪，同心同意，乍抱乍勒，二形相抟，两口相……千娇既申，百虑竟解。”孙思邈亦强调，行房之前，“必须先徐徐嬉戏，使神和意感良久”，乃可交合。只有在彼此感情高度和谐统一的情况下交合受孕，胎儿的质量才会高，才有利于优生优育。

第四、房室生活应根据不同的年龄特征和体质条件来安排。

《玉房秘诀》认为:“人有强弱，年有老壮”，因此房事的安排只能“各随其气力”。并且进而指出;“年廿者日再施(泻精)，赢者一日一施;年三十盛者可一日一施，劣者二日一施;四十盛者三日一施，虚者四日一施;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，虚者十日一施;六十盛者十日一施，虚者廿日一施;七十岁盛者可三十日一施，虚者不写(泻)。”孙思邈则提出:“人年二十者，四日一泄;三十者，八日一泄;四十者，十六日一泄;六十者，闭精勿泄，若体力犹壮，一月一泄。”两相比较，《玉房秘诀》所叙率频率偏高，而孙氏所叙则偏低，可见孙氏是很注意节欲的，所以活了百余岁。事实上这些房事频率都不可能成为绝对标准，身体强壮者可能超过，而身体赢弱者则根本不可能达到。

至于老年人的性生活，亦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来考虑。孙思邈说得很明白:凡人气力有强盛过人者，亦不可抑忍，久而不泄，致生痈疽……或曰:年未六十，当闭精守一为可尔否?曰:不然。男不可无女，女不可无男，无女则意动，意动则神劳，神劳则损寿。若念真正无可思者，则大佳长生也。然而万无一有。强抑郁闭之，难持易失，以致鬼交之病，损一而当百也。“认为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，如能真正做到不思性欲，自然很好。然而此种情况是”万无一有“的。如果尚有性欲而强行抑制则非但无益于养生，反而会导致种种疾病。因此，老年人、也可根据各自的体质条件，安排适度的性生活，过度则无益有害。孙思邈就曾目睹一位古稀老人，竟因肆意行房而丧命。原来在唐代贞观年间，有位七十多岁的村民，突然春情大发，阳事暴兴，甚至白天也想与老妻同寝。每次“春事皆成”。老人向孙氏求教，问主何吉凶。孙氏回答说，这是不祥之兆，就象灯火将灭之时，突然大亮一下，亮后很快就会熄灭。并且劝戒那位老人，赶快禁绝房事。老人不听，仍然恣意行房，结果仅仅四十多天就一命呜呼了。孙氏指出，象这样的老人，不止一个两个，特举一例，叫人们引以指出，在醉酒昏沉、精疲力竭、忧愁恼怒等情下，在患病、大病初愈及女子月经期间，乃至在严寒酷暑或惊雷霹雳之时，均应禁止行房，否则后果严重。

比如在醉酒的情况下行房，不但严重摧残自己的身体，而且影响优生优育。《玉房秘诀》就曾说过:“新饮酒饱食，谷气未行，以合阴阳，腹中彭亨，小便白浊，以是生子，子必颠狂。”又说:“大醉之子必痴狂。”醉酒者精子被酒精杀伤，如果此时交合成孕，胎儿必定受到损伤，虽不一定都成为“颠狂”或“痴狂”，但体质和智力受到损害是必然的，甚至产生白痴或头大身小等畸形儿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嗜酒，他的诗篇篇有酒，本人也几乎天天醉酒，结果所生五个儿子皆智能低下。陶氏在《责子诗》中写道:“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雍、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”雍、端当是一对双生子，即阿雍与阿端，他们已经十三岁了，却分不清六与七两个数字孰大孰小。其智能之低下，由此可见一斑。陶渊明认为这是“天命”决定的，于是继续闷酒，“且进杯中物”。殊不知此种可悲的结局正是他酷嗜“杯中物”所造成的。

在大汗淋漓不止，身体劳累疲乏的情况下，亦应禁止行房。否则疲劳加房劳，将使身体加倍劳损。而且“劳倦之子必废伤”，对繁衍后代很不利。

在忧愁恼怒的情况下，必须禁止行房，因忧愁恼怒使人精神内伤，而性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，在情绪不佳时行房，根本不可能得到快感，只会加重房劳损伤。

在患病或大病初愈之时，一定要禁止行房，否则后果难测。据《三国志。华佗传》记载，督邮顿子献生病，华佗劝他禁绝房事。其妻子前来探望。因与交合，结果仅仅三天就殒了命。孙思邈亦曾目睹几个大病初愈的人因不禁房事而丧命。

在女子月经来潮其间，应当严禁行房，否则就会严重损伤妇女健康，也是直接酿成各种妇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第五、古人提倡晚婚，反对早婚。

《礼记。内则》曾经指出:“男子……三十而有室，始理男事”。女子“十有五年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有故，二十三年而嫁。”意即男子要等到三十岁才能娶妻，只有到了这个年龄才具备做父亲和教养子女的资格。女子十五岁开始讲究发型，插下簪子，叫做“及笄”，要等到二十岁才能出嫁，有特殊情况，应等到二十三岁再出嫁。

古人认为，早婚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害。元代李鹏飞在《三元延寿参赞书》中明确指出:“男破阳太早，则伤其精气，女破阴太早，则伤其血脉。”清代汪昂在《勿药元诠》中也说:“交合太早，斫丧天元，乃夭之由。”认为结婚太早，未成年就过性生活，必然摧残身体，甚至可能短命夭折。早婚对生育也很不利，早在马王堆汉墓竹简《十问》中就指出:“竣气不成，不能繁生。”认为性器官尚未发育成熟就过性生活，这对繁衍后代十分不利。

近代学者梁启超曾写过一篇《禁早婚议》。他认为早婚有五大害处:一害养生，即影响健康;二害传种，即影响优生优育;三害养蒙，即影响对子女的教育;四害修学，也就是妨自身的学习与提高;五害国计言早婚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，必然加重社会负担，给国计民生带来不利。他认为要想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和改善人口素质，“其必自禁早婚始”。这些意见很值得重视，无论对房中养生或优生优育来说，均具极高之参考价值。